2009年6月末超儲率為1.55%，因為09年上半年度保證金存款利率與支票貼現利率倒挂，產生巨額的全額保證金項下的銀票承兌，存款額劇增使超儲率相對顯小，但由于保證金派生存款與支票貼現貸款已在商業銀行表內對衝，實際並不會構成超額準備金對外支付的壓力，即超額準備金的絕對額並未減少。

央行今年以來第三次上調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至此，大型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已升至17%，中小金融機構維持13.5%不變。筆者認為,在超額準備金率（超儲率）逼近臨界點的情況下，繼續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法儲率）的主要意義已經不在調控信貸上，而更多是出于調整貨幣政策操作成本結構的考慮。

法定存款準備金、超額準備金和流通中現金這三者構成了央行的基礎貨幣，經過商業銀行放貸後，產生派生存款，並在貨幣乘數機制作用下，形成廣義貨幣供應量M2。商業銀行存放在央行賬戶內的存款準備金，分為超額準備金和法定存款準備金，前者為商業銀行對外的支付能力，後者按照各家銀行的非金融機構存款額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計提後被凍結，若需動用，須承擔高額利息並預示本行產生流動性危機，會影響銀行支付聲譽。

若不考慮央行在外匯市場上的結售匯操作，在公開市場操作中的債券吞吐、央票發行與回籠，在貨幣市場上再貸款、再貼現的投放，國庫存款的繳納與下撥以及流通中現金的變動等外在因素的條件下，存款準備金與超額準備金之和應為一常數，兩者隨商業銀行存款額的變動而形成此消彼長的關係。當存款準備金率提高1個百分點時，超額準備金率則會同步收縮1個百分點，商業銀行的支付能力相應減弱，因此，央行一直將超額準備金作為貨幣政策的操作目標，以此調控商業銀行的放貸能力，進而實現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廣義貨幣供應量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