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美元吃緊，銀行爭搶美元定存族，繼台銀近一個月來，三度調高美元定存利率後，一銀昨日再出重手，直接針對「缺很大」的1個月期、3個月期，加碼0.25個百分點。3個月期原為0.3％，加碼後可達0.55％，直逼1年期美元定存水準。

也就是說，存款人每存入1萬美元（約台幣32.5萬元），經加碼後，3個月後可多拿203元。若美元持續升值，到期時換成台幣，還有額外匯差可賺。

銀行主管表示，歐債危機後，美元炙手可熱，國際美元拆借利率走高，銀行為降低資金成本，只好從調高美元存款利率「強勢吸金」。而央行雖願提供各行庫拆借，但原則上，也希望銀行適時調高票貼利率，以平息這波美元荒。

央行喊話，「小央行」台銀率先響應，近一個月來已三度調高美元定存利率，1個月期從0.1%調高到0.15%，調幅高達50%，過去罕見。台銀帶頭調，各行庫也只好跟進，土銀、合庫、一銀、兆豐銀的3個月期牌告，都拉高到0.3%水準。

不過，此舉顯然對紓解美元旱象，助益有限。為此，一銀祭出殺手金間，直接拉攏存款額在1萬美元以上的「美元大戶」，加碼0.25個百分點；加碼後，1個月期從0.15%提高到0.4%；3個月期從0.3%提高至0.55%，居各銀行之冠。

特別的是，為解美元短缺燃眉之急，一銀此次加碼，不單針對個人新戶，包括出口壓匯支票貼現，出口託收款等法人戶，甚至是台幣資金轉換為美元「統統都算」。顯見此波美元短缺，不只造成各銀行調度壓力，也掀起一波加碼搶錢熱潮。

美元利率一路狂飆，匯銀也發現，隨著美元存款利率，正式超越同天期歐元存款，近期「琵琶別抱」，即解約歐元、轉存美元者，有增多現象。除考量美元利率較高外，另一原因是，歐債危機造成歐元重挫，抱歐元還有匯損壓力得扛。

存美元看似成為熱潮，但銀行主管也提醒，美元存款利率仍低於同天期新台幣存款，若民眾沒有美元需求，倒也不必跟存美元，並不划算。

至於既有外幣定存戶，銀行主管強調，搶短則需留意風險，因近期台幣處相對低點，未來若美元荒解除，美元不再像現在這麼強勢，台幣將有一波補升潮。意思就是說，若台幣強彈，存美元將產生匯損，甚至吃掉定存利息錢，恐不得不慎。

中國經濟網訊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發展，土地、尤其是城市土地成為了稀缺資源。但是，現有法律中土地收益的分配規則並不明晰。在實際操作中，土地收益分配由被拆遷方的舊城居民和拆遷方的開發建設單位雙方博弈決定。為了提高在收益中的分配份額，雙方衝突愈演愈烈，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一方不惜訴諸暴力，一方不惜以健康、生命為代價對抗。拆遷方與被拆遷方雙方博弈的結果影響了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目前有關部門制訂的對拆遷方式的限制與規範可以緩解雙方的對抗，但無法從根本上化解拆遷困境。化解拆遷困境的出路需要在土地收益分配上進行機制創新。即在土地收益分配中應該照顧到土地所有者、目前使用者和以後使用者各方的利益，使各方的權利，如所有權、使用權和勞動投入等在收益分配中都能得到主張。

土地收益分享是指用證券化的方式將被拆遷人與標的物的關係，由房屋產權和土地使用權的擁有變為有價證券的持有。有價證券可以在市場上變現或在未來得到分紅。具體做法可以是將所拆遷的房屋經評估後的總值或一部分折算成股份參與拆遷項目的開發和建設，則拆遷方和被拆遷方都成為項目股東，從利益對立面變成了利益共同體，可以減少由拆遷矛盾引起的社會糾紛。

筆者認為，土地收益分享如果能被社會和學術界確認，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實踐意義：

一是減輕舊城改造的資金壓力。在我國城市改造過程中，存在拆遷安置難、資金籌措難、規劃實施難等問題。經過大規模城市建設後，市中心留下的舊城改造項目往往是難啃的骨頭，由於建築密度大和人口密度大等原因，近年來在舊城改造項目中用於拆遷安置的成本普遍佔到總投資的50%以上。拆遷安置費用高企造成舊城改造項目現金流緊張，給開發建設單位很大的資金壓力，再加上規劃限高的影響，建築容積率難以提升，就會造成很多項目遲遲難以開工。如果在拆遷補償時承認原有業主對於土地升值的收益權，使用有價證券進行補償，就可以減少舊城改造項目現金流的支出，原有業主也能夠分享重新規劃所帶來的土地增值收益。

二是滿足了原有業主對未來房價的上漲預期。被拆遷人對拆遷產生抗拒心理的緣由雖然多種多樣，但基本的原因是對未來房價會上漲存在心理預期。就像在牛市中人們更願意持有股票而不願意變現，因為它對市場抱有預期。而現有的拆遷方法中對業主進行的貨幣補償主要是基於當前的市場價格，無法照顧到預期收益。而由於不同區域的房屋市場行情和預期收益差別很大，基於房屋置換的補償方法也很難實際執行。事實上，對未來收益的補償涉及到未來收益的支票貼現率，而支票貼現率難以計算。比確定支票貼現率更可行的方法，是將業主的預期保留在未來兌現。使用股票、債券和收益券等都是能夠滿足其未來預期的補償方法。

三是減少了因為拆遷引起的社會矛盾。拆遷引起的社會矛盾和對立，本質上是對土地收益分配的爭執。在解決這類矛盾時，除了在法律角度上理清各方關係，明確各自權利和義務外，也需要實踐上的一些機制創新。使用證券化的方式將收益分配延期執行，並將證券流通，從而使市場的力量對拆遷的房地產價值進行評價。將收益分配交由市場進行，政府在拆遷中就可以真正扮演監督、審核和指導作用。

聯準會公布的會議紀錄顯示，12家聯邦地區準備銀行中的三家，上月要求提高重支票貼現率，也就是對銀行提供的聯準會緊急借貸計劃的利息。

堪薩斯城、聖路易以及達拉斯聯邦準備銀行要求將重支票貼現率從目前的0.75%提升到1%。也就是將這種緊急借貸款利率同聯邦基金利率之間的利差恢復到正常水平。不過這項利率變化，並不會影響到全國消費借貸款利率。

在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這種支票貼現貸款利率同聯邦基金利率間的利差一直保持在1%。上月底，聯準會主席柏南基（Ben Bernanke）以及其他四名聯準會理事通過無記名投票決定繼續保持現行利率不變。

堪薩斯城聯邦準備銀行總裁候尼格（Thomas Hoenig）、聖路易聯準銀行總裁布拉德（James Bullard）以及達拉斯聯準銀行總裁費雪（Richard Fisher）都是對抗通膨的鷹派人物。鷹派人物擔心超低利率會引發惡性通膨，而鴿派人物則擔心高失業率。

25日公布的4月地區聯準銀行閉門會議紀要顯示，地區銀行監管部門都注意到了經濟狀況的改善，其中包括消費者願意增加支出。不過在4月會議之後，由於投資者擔心整個歐洲地區的巨額財政赤字，逐步將歐元匯率降至四年來的新低，使得全球金融市場再遭受重創。

考慮到目前經濟依然面臨的疲軟狀況，包括預計企業仍難以大規模的增加雇佣。大部分聯準會官員相信，目前超寬鬆的貨幣政策依然適合經濟現狀。同時，低通膨也給予聯準會更大的施行零利率的餘地。

歐洲的債券危機已經讓很多華爾街經濟學家改變了對於聯準會升息的預測，認為聯準會至少要到明年才會開始緊縮銀根。

2009年6月末超儲率為1.55%，因為09年上半年度保證金存款利率與支票貼現利率倒挂，產生巨額的全額保證金項下的銀票承兌，存款額劇增使超儲率相對顯小，但由于保證金派生存款與支票貼現貸款已在商業銀行表內對衝，實際並不會構成超額準備金對外支付的壓力，即超額準備金的絕對額並未減少。

央行今年以來第三次上調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至此，大型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已升至17%，中小金融機構維持13.5%不變。筆者認為,在超額準備金率（超儲率）逼近臨界點的情況下，繼續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法儲率）的主要意義已經不在調控信貸上，而更多是出于調整貨幣政策操作成本結構的考慮。

法定存款準備金、超額準備金和流通中現金這三者構成了央行的基礎貨幣，經過商業銀行放貸後，產生派生存款，並在貨幣乘數機制作用下，形成廣義貨幣供應量M2。商業銀行存放在央行賬戶內的存款準備金，分為超額準備金和法定存款準備金，前者為商業銀行對外的支付能力，後者按照各家銀行的非金融機構存款額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計提後被凍結，若需動用，須承擔高額利息並預示本行產生流動性危機，會影響銀行支付聲譽。

若不考慮央行在外匯市場上的結售匯操作，在公開市場操作中的債券吞吐、央票發行與回籠，在貨幣市場上再貸款、再貼現的投放，國庫存款的繳納與下撥以及流通中現金的變動等外在因素的條件下，存款準備金與超額準備金之和應為一常數，兩者隨商業銀行存款額的變動而形成此消彼長的關係。當存款準備金率提高1個百分點時，超額準備金率則會同步收縮1個百分點，商業銀行的支付能力相應減弱，因此，央行一直將超額準備金作為貨幣政策的操作目標，以此調控商業銀行的放貸能力，進而實現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廣義貨幣供應量M2。

一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除國家本身的經濟狀況之外，還要進行國際大環境的整體考量；台灣是小型而開放的經濟體，外匯市場完全自由，國際資金的匯入匯出，都會影響央行貨幣政策的效果。

例如說，央行宣布升息，是希望緊縮國內資金，但是，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利率持平不動，台灣卻率先調高利率，在自由開放的資本帳下，將成為吸引國外資金進入的誘因，對央行的升息效果形成抵銷，緊縮資金效果大打折扣。

國際環境牽一髮動全身

因此，我認為，台灣央行的貨幣政策，一定要充分考慮國際環境。

舉例而言，如果各主要國家都升息，台灣就算不升息，也有等同於資金緊縮的效果，因為著眼利差，外資會撤出台灣、轉向其他市場，國內資金自然就減少，間接達成緊縮效果。

換言之，凡國外升息，多少就會影響國內資金數量，因國外利率較高，資金跑出去，資金水位自然緊縮，這也就是，貨幣政策不能不考慮國際環境的主要原因。

再來談談國內目前情況，大家之所以會有央行應該升息的想法，主要是擔心房地產價格，但是，台灣4月的消費者年增率1.34％，此水準並不算很高，所以這波房地產價格起漲，不是國內資金問題，反而是擔心國外熱錢匯入炒作。

因此，我們必須探討的問題是：台灣央行升息，究竟能不能有效抑制國內房地產市場的價格？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如同剛剛所說的，台灣如果升息，相對其他國家，利率升高，將會加速海外資金匯入，反而達到助漲房市的效果。

房市問題要對症下藥

我認為，政府想透過政策解決房市問題，沒有對症下藥，可能導致情況變得更糟，這也是現階段，台灣央行提出「選擇性信用管制」，而不採取調升重支票貼現率的關鍵。

央行要調升重支票貼現率，除了國外環境外，國內的經濟狀況也必須配合。除非國內經濟成長非常強勁，加上物價漲幅很高，以及市場處於低失業率、充分就業的景氣擴張情況，如果是這樣，為了避免經濟泡沫擴大，央行當然得祭出緊縮手段，不管國外央行怎麼做，台灣央行也非得升息不可。

但是，台灣現在處於才剛剛從國際金融海嘯、經濟嚴重衰退的陰霾中走出來，即使現在看起來，經濟已經復甦，也不能肯定將會一直穩定復甦下去，如果能確定台灣經濟將會持續性復甦，要求馬上升息的論點，才能站得住腳。

國內科技廠商的接單情況，目前還是逐季觀察，就連下半年的業績展望，迄今也還是未定之天，顯示一般業者，對於經濟前景，還是趨於謹慎小心、且是不確定的狀態，加上近期希臘債信問題，彰顯國際經濟的復甦展望，存在滿大的變數。

考量上述諸多論點，我認為，台灣央行現階段，其實也可以宣布升息，只是，但再等一等，確定一下趨勢和前景，或許會更好。

如果其他國家都不急著升，台灣卻率先升息了，未來可能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或房屋市場上漲情況失控。

目前無立即升息的急迫性

而且，央行升息的觀察重點，不僅僅是消費者年增率的絕對數據，最重要的反而是趨勢，是不是物價，就會這麼一路往上漲，不回頭。

以過去一年來的情況來說，台灣在季節調整後的月增率，皆呈現0或0.1％的溫和增長，即使最近國際上的原物料價格，有持續上漲情況，可能導致物價有成本提升的壓力，但如果沒有需求端的配合，廠商還是得降價。

我個人看法是：目前實在看不出來台灣央行有強烈、且必須立即升息的急迫性，反倒是在參考國際環境後，再做升息打算，是較為妥適且穩當的做法。